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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是什么(对话·狂欢·多元意识: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

时间:2020-10-08 14:56:54 作者:黑曼巴 分类:范文大全 浏览:8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首次将音乐术语“复调”引入文学研究和批评,并提出了叙事文学的复调理论,共同构成了以对方言和狂欢化思想为核心的巴赫金文艺哲学。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艺术思维”小说家。他不仅具有理论自觉,而且通过改变叙事姿态、建构狂欢化的话语世界、张扬多元意识等方式体现了复调叙事。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首次将音乐术语“复调”引入文学研究和批评,并提出了叙事文学的复调理论,共同构成了以对方言和狂欢化思想为核心的巴赫金文艺哲学。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艺术思维”小说家。他不仅具有理论自觉,而且通过改变叙事姿态、建构狂欢化的话语世界、张扬多元意识等方式体现了复调叙事。

1.“说书人”的叙事态度不同于传统叙事,现代叙事的重要变化是人物的叙事功能逐渐凸显。在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中,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情节是悲剧的基础(注:叙事文学)并具有悲剧的灵魂“个性”是第二位的。”[1]所以,在分析和阐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时,亚里士多德有意识、有倾向性地提出了“突然转向”和“发现”的情节理论。然而,黑格尔在《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读到的是英雄人物的丰富性,强调“人物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2],这与亚里士多德大相径庭。这一革命性的转折和变化对19世纪对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为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在典型环境中真实地再现典型人物”的观点和“正如老黑格尔所说,这是一个‘这个’”的“典型”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以人物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空前发展和繁荣,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个性丰富的人物,如葛朗台,于连索黑尔,爱玛包法利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逐渐显示出人物在叙事文学中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当代叙事理论的突破表现在它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开放,思维更加多样和包容,在人物(人物)与情节(故事)的关系上采取“妥协”和“和解”的态度。它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提出“动作”和“人物”应该相互整合和“编译”。[5]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文学史就是人物和故事的历史,而人物的历史是从“沉默”到“言说”,从“附属”到“中心”,然后与故事形成一种相互振动与和谐的关系,也就是从“单调”叙事向“复调”叙事转变的历史。

如果叙事文学的肌理和结构得到深化,上述人物与情节关系的变化就更加明显,这也反映在叙事文学作者(即“说书人”)叙事态度的变化上,即从“君临人物”到“对话互传”。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变化显然比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突出更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作者的“一些新的艺术视觉形式”、“新的艺术立场”甚至“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6]360。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看到和知道每个英雄甚至所有英雄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而且比他们所看到的要多得多”[7]。由此可见,巴赫金并没有以“时间”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来区分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而是以作者和人物的关系来重新定义它们。在他看来,传统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即使人物丰富,形象丰满,如果带有作者单一的创作意图,那也是独白,而不是现代的、理想的对方言艺术。换句话说,虽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塑造了许多人物,但这些人物本质上是作者意识的“影子”或被束缚的“木偶”,永远不会“跑出”作者的视野;相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作者抽身而退,主人公的意识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与叙述者的意识形成共鸣,形成一种自由的对方言关系。这是独白和对方言的典型区别。用对方言跟马丁瓦尔泽,莫言指出“作家应该热爱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并坦率地说“我写的是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别人的命运”[8],甚至到最后,我自己写了这部小说。在莫言看来,小说不应该有对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不应该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意识。角色应该保持独立和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主人公对本人和对世界的论证与一般作者的论证具有同等的分量和价值。”[6]5

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相似,莫言也在《檀香刑》中使用了多个叙述者。小说《峰头》的叙述者是孙媚娘,媚娘的岳父刽子手赵甲,媚娘的丈夫赵小甲和媚娘钱丁,一个有外遇的县长,加上孙丙,的父亲,一个晚清的刺客。同时,在小说的某些章节中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例如,《金枪》)。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对这个独特的中心。此外,莫言还要求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事件,如孙媚娘和钱丁对事件的记忆,以及赵甲和孙丙在被惩罚前的心理状态。这种叙事模式和结构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事件和心理,避免了单一叙事视角的片面性,从而形成了对方言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正如巴赫金所说,对方言是“地位平等、价值平等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9],也是最准确的表达方式。如果说《檀香刑》在叙述者中的多重性直接达到了对方言的状态,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叙事技巧,那么《蛙》则是对方言与汉语文本之间一种相对隐蔽的关系。尽管小说中只有一个叙述者,——只蝌蚪,在叙述者似乎是单身的表象下,对方言之间的关系却处处隐含着。例如,在“我把兔肉送给阿姨”一节中,莫言写道:“兔肉的香味是通过行李散发出来的。”有两个我在争论和争斗,一个我说:吃一块,就一块;另一个说:“不,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这是对关于自我内心世界中的本能和理性的话。在“帮助奶牛分娩”一节中,我父亲和姑姑关于奶牛和女孩的对方言表达了对对性别和生活的矛盾态度。所有这些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构成了内向型对方言与多元意识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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